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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印尼的演讲让他决定回国 回国船上连甲板都坐满了人

2019-11-03 18:29:08  阅读量:4022

摘要:不过,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落后,在海外的华人自然要受到欺凌。当时家兄参加接待工作,有幸近距离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对华人华侨的演讲。梁云辉哥哥拍摄的周总理在1955年

 

我叫梁云辉。我出生于1932年。我是客家人,我的祖籍是广东省梅县。我出生在荷兰,母亲在我3岁时因病去世。然后我和我的父亲、哥哥和姐姐搬到了荷兰的雅加达,定居下来,和姐姐一起长大。在雅加达,我成功地从小学升到了高中,但高中毕业后,我无法上印尼大学,主要是因为印尼大学利用各种政策法规拒绝中国孩子。这让我最初想到回到祖国。

我慢慢想起了“中国”这个词。年轻时,这个家庭外出时主要讲客家话和印度尼西亚语。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不同于当地的土著。雅加达的大多数城市都是中国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荷兰人,与政府和平相处,但中国人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相对紧张。土著人不时聚集起来抢劫中国人。起初,我只觉得我们的经济地位不同于原住民。然而,在日本于1942年占领印度尼西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利用中国人对荷兰统治的承认,挑起中国人和土著人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逮捕和杀害抗日华侨,支持土著人迫害中国人。

当时,当中国人在路上行走时,他们看到日本士兵不得不鞠躬,孩子们也不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架。有一次,当我小的时候,课后我和我的同学爬上一棵树去摘椰子,当我爬上树的时候,突然两个日本士兵跑过来,举枪对着我嚎叫。我吓坏了,从树上滑了下来,我的腿被树皮划伤,浑身是血。爬上去后,我很快和同学们站成一排向日本士兵致敬。日本士兵翻了翻我们的书包,一个接一个地扇了我们耳光,然后离开了。后来,我得知附近有一个日本军营,当我爬上树时,我被误认为是间谍。

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如果国家落后,海外华人自然会被欺负。那时,虽然我还年轻,但我逐渐在心里意识到,祖国是否强大与每一个海外华人的荣辱密切相关。虽然当时祖国贫穷而虚弱,但中国人和华侨仍然非常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华侨华人经常组织捐款,支持祖国在民族危机期间抗日。我们家也每次都捐钱。此外,还有邻国和许多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回来参军保卫自己的国家。虽然印尼华人大多是荷兰人,但我们仍然是中国人。

我会说普通话。高中毕业后,我被推荐离开雅加达去马志市场,在华侨办的莒岗第四小学任教5年。后来,我加入了新青年爱国团体,经常在各地组织爱国宣传活动。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我的爱国热情达到了高潮。同年9月,雅加达主办了印度尼西亚国际博览会,我和我的家人参观了“中国三大博物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就像天安门广场一样,“三个中国馆”是整个展览中最明亮的。所有参加展览的中国人都冲到中国馆前拍照。

1953年9月梁云辉参观印度尼西亚博览会——中国三馆

1955年,万隆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当时,我哥哥参加了接待工作,并有幸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讲话。我哥哥立刻拍下了现场珍贵的照片,并给了我一张,这是我至今珍藏的。我哥哥告诉我,周总理在讲话中说,他希望爱国的华侨回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后,即使我的生活优越,我仍然没有归属感。周总理的话给了我支持。我想回到我的祖国,在大学里学习,为国家服务。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结果,我在1957年下半年回到了祖国,不管学校的校长和师生是否留任,并且有足够的资金和物资供我回国学习。

这张照片是梁云辉的弟弟周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拍摄的。

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热衷于建设一个新中国。甚至回家的船甲板上也挤满了人。我们穿过香港一直到广州。广州的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的几个学生去补习学校学习,为高考做准备。但是那年的高考结束了,我们只能等到下一年的考试。然而,广州的辅修学校不能继续安排,所以我们不得不转到北京的华侨辅修学校高辅修班。

到达首都北京后,我印象深刻。甚至幸运的是,我碰巧赶上了国庆节。当地华侨联合会安排我们参加大规模的国庆游行。跟着这群学生,我经过天安门广场,遇到了彭怀德元帅。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并感到我伟大的祖国是多么美丽。

梁云辉为庆祝国庆,参加了胡岗文化体育活动的编制和演出。

因为我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经过几个月的复习,我进入了四川大学英语系,实现了我最初回家的愿望。我在四川大学学习期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了,一些军队领导人来到我们学校招聘临时英语翻译。我被选中了。在被陆军老师带到这个地方后,我充当了一些囚犯身份的翻译。几周的工作非常忙碌和充实。我学到了很多,也锻炼了我的专业能力。

四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对祖国的印象是上海,除了我的家乡梅县。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本地生产的商品也被称为上海品牌。刚到上海时,我在机械工业部第二局英语培训班教了两年英语,然后被分配到上海机床厂工作。后来,我被调到研磨研究所信息办公室做翻译。

改革开放之初,我所在的工厂和研究所的几位翻译都搬到了其他单位工作。我在上海的同事也敦促我尽快离开工作繁重、工资低的国有企业。然而,我认为国家已经训练我完成大学学业。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机床、工具、液压、磨床等设备的进出口任务非常繁重,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

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外国公司的高薪聘用,决定在一份普通工作中做好进出口翻译工作。1992年,退休后,由于单位的需要,我又继续工作了10年。从那以后,我改变了主意,继续在家工作。当我所在的单位急需翻译时,我会尽我所能提供帮助,但不会给予任何补偿。该单位的年轻翻译经常到他们家寻求建议。我一个接一个地帮助他们。直到2010年,我才78岁,才真正“退休”

(文本图表由受访者提供;感谢梁云辉的妻子韩颖女士)

总编辑:张军文字编辑:曹飞专题地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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