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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在思考,众多发展中国家为何只有中国的赶超意识这么强

2019-12-01 16:13:31  阅读量:493

摘要: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

 

[2019年8月1日至3日,由《文化纵横》杂志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夏季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成功举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金清教授就“国家复兴与话语重构”主题发表演讲。Observer.com为读者整理了曹金清教授演讲的全文。】

(整理观察员网络/陈郁和陈思危机)

几千年来,中国人实际上拥有一幅完整的“中国是什么”自画像我们称自己为“世界上的中国”。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四夷”的朝贡体系,即所谓的“夷夏之辨”。关于这幅自画像,我建议你读一段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边防卷》勾勒了中国古代儒学的完整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后因晚清五战五败而发生了变化。我们遇到的不再是长城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工业化海洋“游牧”部落从海岸发起的攻击。衰落的传统农业王朝面临强大工业文明的挑战,一个接一个地丧失,然后向西方学习。每次失败后,它都有重新认识中国的想法。

曹金清教授出席了讲座

第二幅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完成的。也就是说,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放弃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给中国画一幅自画像。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什么?我们在现代被穷人和弱者打败时画的自画像过时了吗?它不再适合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了吗?

因此,我们必须再画一次。现代以来画的所有自画像和我们现在将要画的这幅新自画像将永远有西方背景。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始。这是对我们以前画的自画像的重新理解。今天我想重点谈谈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和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规模,也不可能根据中国的程度重建中国的话语。否则,我们将永远在西方话语中爬行。因此,谈论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是我们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大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我把第二项任务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颗心,就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新的民主社会,然后改造成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所有政党中,这是共产党人唯一拥有的“第一颗心”。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是中国的现代使命,也称为复兴或赶超。

共产党承担了现代使命,并把履行现代使命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获得了执政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实现工业化、赶超和振兴国家的任务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高度一致,所以有一句话叫社会主义工业化。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的前30年和后40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实现以农业国家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我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此之前,中国对自己的理解既完美又高度自负。她在亚洲站得足够高,可以俯瞰她周围的“四个野蛮人”。我们为什么不读读杜佑的《一般准则》:

它的人性和谐而有才华,它的房地产厚而多。因此,圣贤诞生了。遵循魔法教学,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保存缺点并利用东西。三五代下来,一代有自己的人。君主、大臣和长者的秩序确立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伦理道德的教导准备好了,孝与善诞生了,爱与情根深蒂固了。主要的力量是分散和安定下来,这种力量并不分成两种。人类的诞生确实是在这里诞生的。......(蛮夷)其偏,其气梗,非生贤者,莫阁老风,授专利训,礼遇不足,外而不内,疏而不齐,以御,以备,前代有识之士也已详。

这幅自画像在晚清五战五败中被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提出了追赶和复兴的问题。

雪海馆十年出版的杜佑《通典》

我比较了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大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在我们国家曾经拥有的光辉记忆中,印度不如我们。印度的历史当然辉煌,但他们没有记录习惯。

印度的尼赫鲁仍然有一些赶超意识,但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在英国工业化之后,印度的工业潜力被摧毁了。换句话说,如果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就有必要彻底摧毁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所有传统生产方式。因此,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而是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将他提升为精神领袖。如果两个人共存,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产生分歧。

印度特定事件的记录通常由帮助印度人的外国人记录。例如,没有一个玄奘像我们一样努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自公元前841年以来,已经有了可以逐年测试的书面历史。官方历史包括“二十五史”,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

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两个人被杀。他们开始向世界睁开眼睛——一个是林则徐,另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著名作品《海国图志》的序言中说了“向外国人学习掌握自己的技能以控制外国人”的经典论断。这太惊人了。这是新时期外国人和夏之间的争论。直到今天,以国际一体化的名义,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

对我们来说,西方通常有两面:老师和敌人。如果对外关系温和,西方教师的面孔将变得更加清晰。有时他们会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

因此,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最终通过向西方学习打败了西方。因此,我们把第一批视世界为第一个赶上和超越他们的人称为。

另一本书出版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本书是冯桂芬的《焦启禄的抗议》。在书中,他说:

有一种奇怪的愤怒从世界开始以来从未出现过。任何知道人类本性的人,如果不登上世界之巅,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并受到小野蛮人的控制...羞耻只不过是自我提升。你所说的不如你所做的好,也不如你所做的好。

作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冯桂芬当时对中国的评价仍然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从晚明到冯桂芬,没有对外贸易,经济就可以自给自足。

冯桂芬

事实上,鸦片战争后,英国纺织品所有者非常兴奋,说他们终于向中国敞开了大门。只要十分之一的中国人稍微加长衬衫,所有英国纺织厂都可以开始日夜工作,这不能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事实上,他们算错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仅略有增长。

后来,他们派人去调查,发现中国有一个顽强的家庭纺织工业,把家庭手工业与纺织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它有效地阻碍了机器产品从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运送。所以它仍然依赖鸦片来弥补贸易赤字。在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说:

在今天的理论中,大约有几个方面,人们没有抛弃比彝更好的物质,要明确利益不如彝,君人不如彝分开,名字不如彝...

他的书大约在1862年完成。1894年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冯桂芬获得了许多精神资源。因此,引进了一整套西方军事工业设备来生产我们的武器,包括枪支和船只。这导致了江南制造局。有了能够制造武器的重工业,一个人可以“消灭丈夫内部的整个地区,在丈夫之外变得更强大,一个接一个地恢复力量,一个接一个地消除过去的耻辱,一个接一个地获得巨大的财富!”

后来,张之洞对中西风格的运用实际上来源于冯桂芬的《对焦启禄的抗议》。冯小刚还制定了一些追赶西方的计划。他还分为三个步骤:

一开始,一个人应该向老师学习,遵守法律。然后人们应该比较并遵守法律。最后,一个人应该沿着自我完善的道路前进。的确是这样。

160年过去了,我们才能够安慰冯桂芬先生。我们刚刚达到“并肩跑”的目标。在我们跑之前,我们带路。我们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仍在追赶。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以前有几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问错了目标。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欧洲有,而所有非欧洲国家没有。

就工业化的历史本身而言,欧洲和英国仍然过于宽泛,主要是在英国。为什么工业化在大帆船运动后的近300年发生在英国?这是问题的本质,而非西方、非英语的问题都没有发生。许多问题因为错误的问题而使所有的答案无效。

其次,英国的工业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宋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对必要的市场供给的补充。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市场,把整个农业增长纳入市场,逐渐吞噬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个过程只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地区。这可以参考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相关章节。

第三点是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苏联进口的156个工业项目集中于军事工业。

1894年中日战争也产生了一个人和一本书,郑关颖的《繁荣中的危言耸听》,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中国的每所大学都向西方学习有用的书籍,中国幅员辽阔,人才济济,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不难将西方人推向顶峰...如果它真诚地建立大大小小的学校,教育英语人才,开放上下的房子,收集公共利益,管理农业和商业,种植富国的基础,简化土地和水,使用计划削减强大的敌人,被强大的企业所统治,统治地图的国王,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返回仁慈,并获得一切...将来,我不相信。

我读过很多印度的现代史记录,很少有这样的文字。

当然,甲午战争震惊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严复。严复在天津《智宝》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他批评韩愈和其他专制君主,并提出以德支持人民。后来,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实际上源于严复。

1894年中日战争后,《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当然,后来发生了三重干预事件。辽东得救了,但赔款达到2.3亿银元。1894年和1895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但只有7000万或8000万。补偿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额,只能通过关税来保证。日本的战争是其崛起的根本因素。因为补偿相当于日本四到五年的财政,有了这笔财政注入,他敢于在1905年与俄罗斯打日俄战争,并赢得了赌注。日本第三次想吞并中国并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是一场惨败。

然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人到日本学习,学习日本达到高潮。

他们说他们想了解一个秘密。为什么日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向西方学习后打败了清朝?严复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三十年计划”,认为他能在1955年赶上西方。然而,由于他本人参与了1898年改革运动的党内斗争并受到牵连,他晚年在翻译上花费了大量精力。

严复,近代著名翻译家

严复是第一个用西方标准观察、批评和评判中国事务的人。然而,他晚年倾向于保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密切关注欧洲,感到震惊。他在给一名学生的信中写道,“欧洲四年来从未发生过血腥的战争。它只不过是八个字:利己杀人和肆无忌惮。”他认为,最初批判孔孟学说的人真的等于天地,造福全世界!

康有为在1898年改革运动前夕写了《日本政治变革研究》,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建设和军事变革。他在书中写道:

一般来说,欧洲和美国在300年内创建了一个管理机构,而日本在30年内模仿了欧洲和美国。如果我们以中国庞大的人口为例,在不久的将来采用日本,将需要三年时间来制定宏观计划,五年时间来组织,八年时间来取得成果,十年时间来主导计划。

他在1898年写了这本书,说“十年将导致计划的确定”。那是1908年,清朝几乎结束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宣彤匆忙掌权建立所谓的“宪法”,并借钱修建铁路。结果,清政府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

在这么大的帝国里,武汉的几枪就能摧毁它。事实上,清朝在暮年已经失血过多,并自动倒下。清朝不再能够完成民族复兴和赶超的重要任务,这个政权注定要失败和被推翻。

孙中山谈了很多关于赶超的事情。他在1917年说:

拥有40,000人的优秀文明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如果同心同德变得富裕和强大,我一定能在十年内驱车前往欧洲和美国。

梁启超是联合同盟的一员,也是保皇派,他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康亮的意思是,中国的历史只能是渐进有序的,尤其是政府制度,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国。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个定律,即政治进化。社会进化分为三代。根据乱世,君主专制;走向和平的世界,那就是君主立宪制;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那将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相应的社会国家,那么君主立宪制就是小康社会,民主共和国就是大同社会。后来孙中山说,他将超越君主立宪制,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说西方人已经到达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你还在追随其他人。他说他应该赶上来,他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们称之为弯道超车。

民国初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拍照。

那些革命党现在看起来像狭隘的民族主义。那时,他还创造了一个叫做中华民族的词。中华民族只是指中华民族,所以只有驱逐满族人,中国才能恢复。中国主要是指明朝的原始领土,然后是清朝的领土,明朝的18个省大约是400万平方公里,而清朝的领土是1200万平方公里。我们还剩下960万块土地。如果满族人按照驱逐满族人的方式回到中国,那么满族人就会回到东北三省,东北三省就不是中国,这就是复辟的意义。

这两句话是以明初的反元革命为基础的。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后,在元朝还在北京的时候,他从徐达向北京派遣了2万军队,这就是北伐。北伐前,有人呼吁元朝。其中一句话是“驱逐满族人,恢复中国”。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当时也有五个民族。那么其他四个民族都是满族。直到孙中山成为临时总统,他才最终考虑并宣布继承清朝和清朝的领土。因此,外国公告说,中华民国的领土是22个省。

孙中山的赶超理论也特别多。他说:

过去,软弱实际上是由压迫和专制造成的。这时,国家的宪法变成了共和国,人民生活在良好的政治下,文化进步非常迅速。在十到八年内,它无疑将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

他说,自从严复在近代翻译了《天演论》,即在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历史观之一就是循环论。他说,世界的总趋势是长期合并各点,长期合并各点。但儒家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历史倒退理论。词语必须叫做商代,词语必须叫做尧舜。

法家似乎有进化,韩非子则有弱进化。主流是儒学,要么是历史循环论,要么是倒退论。

严复翻译《天演论》后,一直处于救国的危机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接受了进化论,这是危机的产物。这场危机中的国家已经接受了西方进化论。从那时起,一个面对过去、面对未来和所有实际问题的国家必须从古代经典著作转向180度才能找到答案。从那时起,中国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

自1898年改革运动以来,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心目中的未来是指西方的现状,未来应该和西方一样富裕和强大。这个意思至今仍然存在;其次,未来不会无限期地延伸到任何地方,而是有时间节点。康认为未来十年,目标是迎头赶上。1898年改革运动后,中国直接使用的“未来”有这两种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指向西方,二是时间很短,十年或多年。

新中国领导人的赶超计划

接下来,我将谈谈新中国领导人心中的赶超计划。

不久前,我证明了一个命题,拯救国家免于灭绝,赶上和复兴国家是一个现代使命和经验使命。共产党自愿承担了这一使命,并有效地促进了这一使命的实施。

首先是毛泽东的赶超理论。最著名的是1956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转型完成后的50至60年内提出了赶超美国的设想。

1956年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当时的主要主张是向自然宣战,发展生产力,进行改造。当时的追赶指标不同于现在讨论的指标。Gdp现在被普遍使用。当时,钢铁和粮食是关键环节,钢铁产量是重要指标。

1957年11月,当毛泽东会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时,他提出了超过英国15年的目标。他说,当时我们的钢产量仍然很低,全国只有520万吨钢,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有1200万吨钢,经过另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的钢产量可以达到2200万吨到24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很可能达到4000多万吨钢。

当时,他还问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英国的国家钢厂是什么?”答案是2000万吨,再过15年,最高产量将达到3000万吨。如果苏联在接下来的15年里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世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据毛泽东的计算,完成这项任务还需要15年的时间,或者为了安全起见,加上一条小尾巴,说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后,我们将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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